第二次涌入：关于人工智能的第一个思考

“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技艺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在‘利维坦’中，‘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上帝创世时所宣布的命令，那个命令就是‘我们要造人’。”

以上是霍布斯《利维坦》中的一个著名段落。它的一个部分仍然有效，甚至有望从比喻变成现实；另一个部分则可能正在变得过时——虽然严格说来，是在经历转型。

有效的是它的“哲学”：当生命被理解为“肢体运动”的时候，能够运动的机械也就可以被认为是有生命的。在霍布斯的“哲学”中，生命首先经历了机械化。拉梅特列对此作了庄严地宣告：他除了写作《人是植物》之外，还写了《人是机器》。所以齐泽克说得对，机器能够是人的前提是人自己先成为机器：把自己理解为机器，把自身和世界建造为机器，以及以适应于机器世界的方式生活。完全有可能设想，在这个”机器—人”的世界里，机器构成人的配置，而人也构成机器系统的配置。纳粹政权曾经对雅利安民族中“无用”的部分实施安乐死，以此净化种族；机器系统也会发展出报销不匹配人类的机制。有哲学家在谈论人工智能造成的人的存在论危机。其实，这里很可能并没有产生什么新的存在论危机（这种所谓的危机在有神时代其实是日常生活），而是人对自己的存在所做的、历时五百年的存在论决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从全能神下的存在论危机出走半个千年之后重回这种危机。区别只是，“我（们）要造人”的神学和政治语言转变成了自然科学语言：进化——“人工智能进化出意识”。

至于其中可能正在过时的部分，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这一点：霍布斯的利维坦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它的身体的。我指的不是《利维坦》的题图所表现的场景，而是指狭义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引在这里的话所包括的部分：各种官员与顾问。构成权力的是人或者说人的联合，权力的工具和中介始终是活生生的人。这个事实为权力设置了最终的界限：即使握有绝对权力的人，也只有借助他人才能行使权力。施米特称之为“权力辩证法”。他对导致俾斯麦辞职的冲突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他认为，俾斯麦与皇帝的冲突，实际上是俾斯麦在向皇帝要求由他这位宰相垄断接近皇帝的权力。施米特有一个比喻：如果皇帝的权力是一座宫殿，那么俾斯麦所要求的权力就是这座宫殿的前厅——也许叫门廊更合适。一旦皇帝是绝对主权者，皇帝的官员们之间就必然爆发争夺这条门廊的权力斗争。这场权力战争对应的正是绝对权力变得无能的部分，但它又是由绝对权力自己引发的。也就是说，绝对权力会反过来导致自己的某种无能。这是所谓“权力辩证法”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孔飞力的《叫魂》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问题是，假如技术能够降低对人的依赖，那么各种官员与顾问能够被机器和人工智能取代——且不论生物技术是否能使人长生不死——会导致什么后果？后果是，这条在最终的意义上限制权力的“权力辩证法”可能会失效。利维坦国家机器现在正在由机器和人工智能重新组装。就像科幻作品中想象的那样，它正在穿上机甲。

可以想象，这里潜伏着一波“失业大潮”。官僚系统的机器化逻辑上会导致官僚大规模的贬值，就像人们在工业领域想象的那样。但这可能不会成为现实的路线。恰恰相反，现实的路线同逻辑路线是可以相反的：人工智能已经展现出这样一种前景，它不是将人大规模地排除出权力系统，而是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张官僚系统的功能，以至于任何持有智能设备以及被智能设备覆盖的人群，自动地成为利维坦的大脑所需要的“顾问”。如果大数据经济已经把所有相关人等（尤其是把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只不过还没有为这些生产者正名，而全社会还局限在“隐私”的范畴里不能自拔，从而也没有给予这类生产者对自己产品所应有的报酬；那么，为什么不能继续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来思考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所支持的上层建筑呢？

人工智能能够造成官僚系统功能的极大扩张，制造无数不领薪酬的办事员、情报员。我把这一可能性称为“涌入”的可能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革命性的，因为——借用亨廷顿的概念——革命就是原本处于权力外围的人群大量和快速的涌入。但与革命史上的第一次“涌入”——大革命——相比，这第二次“涌入”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它不是政治动员和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国家，而是它的技术替代方案。全民国家在这里无需全民动员。它无需政治意志，甚至无需相应的参与意识。可以说，它完全可以是一个无意识系统。正是一个无意识系统才需要意识形态。现在人工智能还没有意识，但也因此而有了有关智能机器进化出意识的“科学”、想象与恐慌。人工智能产业从这种焦虑或恐慌意识形态中汲取注意力、金钱和全社会的资源。

汉密尔顿在辩论联邦宪法的三权分立设计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种论调，说这个设计如此精妙，以至于它能自行运转而无需人民的参与。换句话说，汉密尔顿似乎在提出一个有关好政府的判断标准：政府越好，人民就越没有必要参与——这里的“参与”就是对代理人民治理的官员及其事务进行干预。这个论点自然是不民主的。民主要求的是，只有人民参与其中，政府的权力才是正当的。第二次“涌入”实现了这两个对立面的奇妙综合：一个遍及全社会的无意识官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