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当前,人工智能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头雁”,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版图。唯有握紧基础研究这个“总机关”,才能从源头上掌握人工智能演进的密钥,以底层逻辑的突破筑牢科技强国的根基。
一、根基之固:AI底层理论是科技大厦的“总机关”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在模型能力持续跃升与应用落地分化并存的格局中,对于人工智能背后深层机理的揭示尚显不足。当前这一轮人工智能繁荣,本质上建立在“规模定律”之上,即通过算力堆叠与海量数据投入换取性能提升。然而,这一路径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驱动的扩张模式,虽带来显著效果,并未真正回答智能如何生成、推理如何实现等根本问题。随着算力成本上升、能耗约束加剧以及性能提升的边际收益递减,这种模式正逐步逼近物理与经济边界。更为关键的是,大模型在展现出强大生成能力的同时,其运行机理难以解释、推理过程缺乏稳定性、跨场景泛化能力有限等问题日益凸显,表明基于工程路径的人工智能演进正进入瓶颈阶段,基础研究的质量正成为决定其进一步跃迁的关键变量。
由此,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从“做大模型”的工程竞赛,转向更为根本的科学问题。只有回到基础理论,深入研究智能的生成机制、信息表示方式以及复杂系统中的涌现规律,才能突破现有路径依赖,开辟新的技术范式。如果缺乏对这些底层原理的深耕,科技发展很容易陷入“跟随式创新”的陷阱,难以形成真正的技术护城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程创新决定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基础研究则决定其能够抵达的高度与边界。因此,唯有握紧基础研究这个“总机关”, 在人工智能的科学原理深处扎根,才能在应用发展的广阔空间里获得定义未来的力量,真正实现从“并跑”向“领跑”的跨越。
二、范式之变:AI for Science开启基础研究新境界
纵观科学史,科研工具的每一次跨越式演进都会引发科研范式的深刻变革。从望远镜拓展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边界,到显微镜揭示微观世界的结构,再到电子计算机极大提升数据处理与模拟能力,每一次工具跃迁,都在重塑科学研究的边界与方法。当下,人工智能不仅是研究的对象,更是重要的研究工具。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高地。
传统的基础研究往往依赖“假设—实验—观察”的循环,受限于人类的认知视野与计算能力,许多科学发现的周期极其漫长。人工智能的引入,使得从海量数据中提取规律、从复杂关系中进行预测成为可能,极大加速了复杂系统问题的求解进程。近年来,从蛋白质结构预测到新材料发现,从气候模拟到药物研发,人工智能正在将科学研究从以理论与实验为主的模式,拓展为融合数据与智能的新型研究范式。
在这一范式转变中,人工智能不仅大幅提升科研效率,更在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的竞争方式。谁能够率先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科研全过程,形成“数据—模型—算力”协同驱动的能力体系,谁就更有可能降低试错成本、缩短发现周期,从而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格局正呈现出由产品与技术的比拼,进一步转向以知识创造能力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基础研究的实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持续竞争力。
三、人才之要:构建适配AI时代基础研究的人才体系
强国驱动在创新,创新驱动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判断尤为凸显:表面上是模型、算力与数据的竞争,本质上则是顶级科学家与战略人才的储备之争。随着人工智能逐步迈向底层科学突破阶段,仅依赖工程技术人才已难以支撑持续跃迁,更需要一批能够洞察智能本质,在数学、物理、生物等基础学科前沿深耕的领军人才。
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对人才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类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理解工程实践与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具备持续探索未知的好奇心与内在驱动力。许多关键突破,并非源于既定路径的延伸,而是来自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对根本问题的重新审视,这决定了人才培养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体系,而需要在更广阔的知识结构中塑造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研究,既延续了长期探索的基本属性,又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一方面,底层突破仍依赖长期积累与反复试错,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决定了人才成长难以通过短期激励或简单引进实现;另一方面,数据资源、算力平台与开源生态的快速演进,又在不断压缩科研迭代周期,对人才的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这种“长期积累”与“快速迭代”并存的特征,使传统的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在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构建更加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支撑体系,使人才既能专注长期攻关,又能适应技术快速演进,将基础研究的人才优势转化为稳定的创新能力。
四、开放之势:在国际合作中拓展基础研究新空间
基础研究具有鲜明的全球属性。许多重大科学问题本质上属于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算法与计算能力的跨区域流动,使科学研究更加依赖全球协同网络。“AI for Science”的兴起,本身就是在更大范围内整合知识资源、拓展认知边界的过程,谁能够更有效地融入这一网络,谁就更有可能在复杂问题的探索中取得先机。
在国际科技竞争加剧、部分国家强化科研和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不仅能够持续获取高质量知识与前沿问题,而且有助于在动态竞争中保持研究方向的开放性与敏锐度。我们应以更加灵活和开放的策略,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深化高水平国际学术合作,并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规则的形成,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创新资源、拓展科研边界,从而不断提升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赢得更大的发展主动权。
处理好开放合作与自立自强的关系,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所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开放环境中不断吸纳全球创新资源、提升内生能力的过程;开放合作也并非“技术依赖”,而是在具备自主能力基础上的主动嵌入与协同发展。只有在底层原理和原创能力上形成持续突破,才能在国际合作中具备对话基础与竞争主动。同时,通过开放合作引入多元视角与先进方法,也有助于提升创新效率。因此,要在关键领域筑牢自主能力,在更广范围推进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开放与自立相互支撑、协同演进的创新格局。
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正在把基础研究从“创新链条的起点”推向“决定发展格局的核心变量”。从底层理论的突破到科研范式的重塑,从人才体系的重构到开放格局的拓展,基础研究不再只是支撑性力量,而正在成为驱动技术产业升级与塑造竞争优势的关键支点。面向未来,唯有持续夯实基础研究根基,在科学原理深处实现突破,构建与之相适配的人才体系与开放格局,才能在不确定的技术演进中形成确定性的创新能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掌握主动、定义未来。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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